1933年1月8日凌晨，红一军团各团部就接到红军总部的紧急命令，立即出发赶到县境西部大仙岭一线，截击向金溪进攻的国民党军队。战士们听到这个消息后，全部高兴得跳起来。有的忙着收拾武器和背包，有的把剌刀擦得明晃晃的。
部队吃罢早饭，集合在空场上，由首长向大家作了战斗动员报告，接着就出发了。走了不过二十几里，红军部队的前卫和敌人遭遇了，机关枪、步枪响成一团。敌人飞机在上空盘旋着，疯狂地朝红军扫射。红军指战员迅速闪到路旁的树林和沟壑里隐藏起来。前面的枪声越响越急，敌人的减杀声已经隐约可闻。这时，敌机活动得更凶了，显然它是在掩护步兵向红军部队攻击，而红军部队的大部被压在公路两侧，没有来得及摆开，情况十分危急。正在这时，红军总政委周恩来亲自赶上来了。周总政委带领几十个红军干部迈着大歩从大路上走来，当问清了身边部队的番号和指挥员时，他继续急速地向前赶去。前面是红十师的部队，他们正在不远的小山岭上迎击敌人的进攻。
战士们清楚地看见，周总政委一直走向硝烟弥漫的前沿阵地。他高举起手臂，向着大家高声地号召：“同志们！为苏维埃奋斗到底就在今天! ” 这个坚决的、洪亮的声音，透过硝烟，透过枪声，传到每个战士的耳朵里。战士们首先看到师政治委员罗瑞卿出现在阵地上，他手提马刀，喊了声：“同志们，冲呀！”便率先向崇岭上的国民党军扑去，在他的带动下，红十师的指战员们、师部的炊事员们，都一齐呐喊着向敌人扑去！红九师也紧跟着冲了上去！
刹时间，红军冲锋的部队已分不清有多少路纵队，但见红旗如火，杀声震耳，浪潮般地卷向敌人。
当冲锋停止时，红军大部队已经控制了有利地形，一个胜利的围歼战接着就要展开了。

1933年1月8日下午4时许，国民党军队经不住红军的不断猛烈攻击，伤亡惨重，那些被红军打得吓破胆的国民党军官兵，狼狈得象被赶散的猪群似的竞相逃窜。
在通往浒湾的公路上，国民党军的败兵拥挤着，人马自相残踏，车辆冲撞，人人都想跑快些。这正是红军抓俘虏缴枪的最好时机，在一片嘹亮的冲锋号声中，红军指战员们急速向前追去。
就在这个时候，突然“哇” 的一声怪叫，3架国民党飞机从红军头顶上掠空而过。那时候，红军对付敌机办法不多，于是，正在追击的红军部队马上就地停住，散开卧倒隐蔽在地，3架敌机一会儿朝着公路嘎嘎扫射，一会儿俯冲下来，低飞着擦着树梢掠过去，压在红军头顶上盘旋，死缠着不肯离开。红军指战员狠狠地瞅着敌机在头顶上耀武扬威的兜圈子，眼巴巴望着敌人越跑越远，心中十分焦急。突然有个人从后面赶上来。尽管敌机压在头顶上扫射着，他却毫不躲闪，只是匆匆地向前，一边跑，一边挥着手，象是在向散在田野的红军打着招呼，嘴里在喊着什么。
当红军战士看清这位同志是谁的时候，心里简直是说不出的激动，啊！原来是朱德总司令。只见他一面跑着，一面向大家喊道：“同志们！快追呀！只要我们和敌军咬在一起，敌人飞机就干着急呀！快追呀！绝不能让敌人跑掉呀！”
朱德总司令这一号召，使红军指战员豁然开朗，如梦初醒，只觉得浑身都是力量。大家霍地从地上跳起来，随着总司令向溃逃的敌人追去。
刹那间，滿山遍野都是一个声音：“快追呀！不要怕飞机呀！别让敌人跑掉呀！”3架敌机无可奈何盘旋几回，胡乱扫射一阵后嚎叫着飞走了。溃退的国民党军队经过浒湾，不敢停留，直向抚州逃窜。


1933年1月8日上午，侦察员向红三军团长彭德怀报告，敌军27师、14师各1个旅共6个团的兵力已到达枫山埠。不一会儿，前面就传来了密集的枪声，这是前卫部队在和敌军激战。红军指战员们在彭军团长带领下不停地跑，急如火焚般的投入战斗。
枫山埠前的公路北侧有座四百米高的大山，叫崇岭。是控制公路两侧的制高点。敌人抢先占领了这个制高点，居高临下，又有飞机大炮助战，猛烈地向红军阵地投弹扫射，战斗十分激烈。在一块地域不大的战场上，硝烟弥漫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中夹杂著双方厮杀的呐喊声，红军战士虽然勇猛冲杀，组织多次进攻，未能奏效，情况对红军很不利。
看到自己的战士接二连三地倒下，彭德怀感到十分痛心。他带着警卫员奔向担任主攻的红4师10团指挥所，一面命令侧翼部队加紧攻击，吸引敌人，一面弄向前沿2连阵地。
“机枪射手，跟我来！”彭军团长边喊边向前面一个小山头扑去。几挺机枪在他的指挥下，吐出一条条火舌，一下子把敌人火力吸引过来，小山头很快成了敌人射击的主要目标。战士们都希望军团长回到指挥所去。彭德怀坚定地回答：“带兵的人就得上火线，同志们，努力杀敌吧！”在军团长鼓动下，指战员们个个磨拳擦掌，斗志旺盛，“决战在今朝！”“只有前进，没有后退！”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刹那之间，巨大的冲杀声震撼山谷，红军战士在机枪掩护下，勇敢地向崇岭冲去。崇岭上，红军同敌人展开肉博战，枪杆飞舞，马刀闪光，刺刀发红，吼杀声、爆炸声搅成一团。敌军经不住红军的勇猛冲杀，狼狈地向浒湾方向逃窜。


1933年1月25日，周建屏率领的红10军在贵溪县上清镇与红一方面军第三军团胜利会师后，改编为红11军，他继任军长，次日是农历正月初一，随即率部开赴金溪，接下红三军团的防务。周建屏利用这个机会回老家——离竹桥二三里双塘左源村。10年前，他曾回过一次老家。那时，老家人民深受土豪的压迫和剥削，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他自已也是通过斗争从土豪手中要回祖业——一栋房屋和几亩田。后来，又购置了一些田地。
这次回家。他看见竹桥乡在红三军团的帮助下，建立了红色政权和赤卫队。周建屏打心眼里感到高兴。于是，在竹桥乡革命委员会办公地——步云公祠里会见了竹桥乡革命委员会的同志们和从左源赶来看望他的男女老少。
“我这次回家，一是看望乡亲；二是想把我家的祖业和上次回家添置的几亩薄田分给大家，以表我对乡亲的一点心意。”周建屏说罢，便聚精会神注意大家的形色，听听反映。
“做不得！做不得！自己人分自己人的祖业和田产，把你家当“土豪” 来打，万万做不得！万万做不得！”祠堂里顿时人声嘈杂，个个都摇手晃脑。
周建屏理解大家的心情，诚恳地向乡亲们解释道：“我在部队东奔西走，我家已没有人种田，也没有人在老家住，要田要房做什么？而村里的贫苦乡亲又缺地少房，把我的房产田地分给他们，不是房得其主、地得其用么？”
在周建屏一再要求下，乡革命委员会才把他家房产田地分给了左源村的贫苦农民有明矮子和国生等人。从此，周建屏打自己的“土豪”在竹桥一带传为佳话。直到今天，左源村人谈起周建屏第二次回乡的往事，都会交口称赞他是一个为人民谋利益的好军长。


1933年春的一天，驻在竹桥的红军战士小马急忙忙地跑到余平安家，把三块银元放在他手上，余平安不肯收，又将银元放回小马手中，口里还争辩着什么。小马急了，把银元硬塞进余平安的口袋，并用手紧紧按住衣袋口，不让他拿出来。
乡亲们见了，都很奇怪，一下子都围了过来。于是，余平安向大家说起事情的原委……
l小时前，小马路过土豪余祖承的家，听到一群狗撕打的声音从屋里传来，于是便走进屋去，土豪一家人早就象兔子一样逃走了，屋里一个人也没有。只见一只斑麻色的雄狗被几只狗围在当中，昂然站着的斑麻狗动也不动。忽然间，外围的狗猛扑过去，说时迟，那时快，斑麻狗一个虎跳跳出圈外，把一只“胖绅士”样的狗咬得尖声尖气的哀叫，其余的狗都夹着尾巴跑了。
“好种！”小马伸出大姆指，望着斑麻狗大笑。
“呸！那是土豪的狗！”前来凑热闹又善开玩笑的余禿子说得很认真。
“呀！土豪的狗！”小马立刻收了笑容，猛地吼了一声，端起枪托，对准那斑麻狗的头顶就是一下。
“哎呀！”余禿子惊叫起来，赶忙托住小马的枪。不让他再打，然后急促地说“小马，打不得！”
“做什么？土豪的帮凶，我就要打死它！”
“它不是土豪的，是贫农余平安的猎狗，刚才是我和你开玩笑。”
话音刚落，小马连忙蹲下身去，掏出手帕用颤动的手拭擦狗身上的血水。他边擦边说：“我多恨土豪呵！爸爸是土豪收租时放狗咬死的，妈妈带我讨饭，又受尽了恶狗的气。恶狗，恶狗就是土豪！土豪就是恶狗！可是今天我错了，我打错了！”说完就飞快地向猎狗的主人——余平安家跑去。
小马低着头，把错打猎狗的事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余平安。尔后十分内疚地说：“对不起，我错了。”余平安安慰他说：“小马，你是误会，不要紧的。”老余虽是这幺说，可小马心里感到很不安，首长的话又在耳边响起：“我们一定要严格遵守纪律，用实际行动取得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支持。”于是，小马掏出积攒下的津贴费三块银元，把它放在余平安的手里……
乡亲们听完余平安这番话，激动万份，大家都觉得在这三块银元上凝聚着红军铁的纪律和对人民群众的深情厚意。


1933年9月，国民党反动派向苏区发动新的“围剿”，驻在双塘竹桥一带的红军在作战略转移以前，把病得很重的刘班长交给余兆林照顾，同时还留下了一头毛驴。
刘班长在余兆林家养伤数日，知道他家一贫如洗，而自己治病要花不少的钱。于是，一定要余兆林把那头毛驴卖掉，换钱买药。
余兆林知道刘班长的脾气，只好点头答应，但他心里早已想好了，自己就是卖掉衣橱也不能卖掉红军留下的毛驴。于是，偷偷地把毛驴牵到邻村一个亲戚家去饲养。
为了治好刘班长的病，余兆林四处张罗，想方设法买药。
一天，余兆林的孩子送饭给刘班长吃。平常都是余兆林送饭，这次怎么换成了孩子呢？刘班长不由得问道：
“你爸爸呢？”
那孩子靠在墙上，不说一句话。刘班长问了几次，才慢慢地说：“卖衣橱去了。”
“为什么要卖衣橱呢？”
“爸爸不叫我说。”
刘班长不再哼声。他隐约感到老余卖衣橱与自己治病有关，面对着这样好的亲人，他还能说什么呢！
转眼就是一个多月了，刘班长的病情在余兆林照料下，终于可以下床走动了。又过了几天，就准备去找部队，村里的群众知道他病还未痊愈，都劝他不要急着走。刘班长感动地说“谢谢乡亲们的好意。我好得差不多了，到前线后，我一定多消灭敌人来报答你们。”
乡亲们知道留他不住，第二天都来相送，余兆林把毛驴也牵来啦。刘班长见到这头膘肥体壮的毛驴，一下子全明白了。激动的泪水直往下掉。
临分手时，刘班长拿出一串钱塞到余兆林手中，边塞边说：“老余，我知道你为我治病，把家具都卖了。这串钱请收下作为谢礼吧！”余兆林知道他只剩下这一串钱，连忙说：“这串钱你留着路上用，只要你多杀几个白狗子．就是最好的谢礼。”说完余兆林就把钱还给了刘班长。
刘班长一手牵着毛驴，一手捧着钱，“拍”的来了个立正，向乡亲们敬了个军礼，纵身上驴，奔向远方。


1933年夏，后车村党支部发动群众从山沟里、田野上收拾到一批子弹和手榴弹。这运送弹药给游击队的光荣任务就交给支部委员余老四。
11月的一天晚上，余老四第三次接受任务，背起包好的子弹和手榴弹，一会儿就消失在夜幕之中。他熟悉这一带山区，所以走得很快。
在敌人的封锁区，余老四猫着腰小心地在矮树丛中穿来穿去的走着。眼看着就要冲过敌人封锁区了，突然右侧响起一声“口令？”原来敌人在山丛中又增加了很多暗哨。余老四连忙钻进树丛中。他想，时间已不允许采取迂回绕道的办法了，现在只有拼命向前。于是，他飞快地奔跑起来。
“砰……砰……砰”三声枪响，50多个白军很快就集合在一起，分三路向余老四跑的方向追去。
余老四很快就跑到约定联络的一株枫树下，把子弹和手榴弹交给前来接头的游击队员。
“快走，敌人追上来了！”
“不，我们一同走。”
“人多容易发现，况且弹药比什么都重要，你赶快向左侧走。”余老四说完把手一挥，自己就向右侧跑去。
余老四边跑边敲动树枝，把敌人的注意力完全引向右侧山地。白匪发现了余老四，余老四就这样被白匪抓住了。
在一个土豪的大厅里。敌人逼问他的任务是什么？和那些人接头？
“我的任务是消灭你们这些杀人魔鬼。”余老四恨不得把愤怒的眼光变成两颗子弹，射进敌人的胸膛。4个白匪连忙上前，把余老四反吊起来。他咬紧牙关，没有哼一声。
“招不招？！”敌人一边抽打一边嚎叫。
余老四一声不吭。敌人又是一阵毒打，余老四昏过去了。一桶冷水，洒在他的身上。余老四慢慢地苏醒过来，睁开了眼睛。敌人又拿起烙铁，威胁道：“不说就要你尝尝它的滋味！”
余老四愤怒地答道：“狗崽子，你来烙吧！游击队会给我报仇的！”
烙铁烙在余老四的背上，冒着一球黑烟，发出“吱吱”的响声。他惨叫了一声，余老四就这样英勇就义了。


1933年，国民党反动派加紧对苏区进行军事“围剿”的同时，实行食盐封锁。苏区市场上好久都没有盐卖，为此，食盐显得特别珍贵。
初夏的一天，红7军团得到地下工作人员获得的白军用船只装运大批食盐于农历五月初一从抚州运往南城消息后，决定伏击这个船队。
农历五月初三，红7军团第20师58团在团长黄立贵的率领下，经过一天一夜急行军，赶到预定的地点——石门附近的鸣山口，和先前赶到的金南特区游击队悄悄地在抚河两岸埋伏下来。
“看呀，在那边转弯处，好像来了一只船！”趴在一棵小树上的通讯员小王叫了起来。黄团长立即拿起望眼镜，站在树下瞭望。啊唷，密密麻麻，一大片黑点，全是船。随即传令：不要急，把敌人放进“口袋”中再打。
驶在最前面的是两艘没有鱼网的船，随后是有鱼网的船，四艘一排，整整十排，最后又是两艘没有鱼网的船。它们相互紧紧跟随，慢慢向鸣山口驶来，当船队全部进入红军有效射程时，黄立贵一声令下，通讯员小王眼明手快，放出了第一枪，打断了驶在前面那艘船的桅杆，船身一歪，差点翻了过去。接着，红军的步枪、机关枪子弹似雨点般的向没有鱼网的船射击。
原来船上有个船老大，叫李老三，他是共产党员。根据地下党的布置，李老三把装盐的船晒上鱼网，没有晒鱼网的船则装着白军。
这时，李老三从船舱里走到船尾，他一面向在船尾掌舵的弟弟李老五使眼色，李老五用力一夺，将站在船尾的敌连长的驳壳枪缴了过来。李老三见弟弟得手，飞快地把敌连长推入河里，自己也跟着跳了下去。直到把敌连长弄得半死不活，才提上岸来。站在船上的李老五右手拿着驳壳枪，左手举着一个手榴弹，对着船舱里的白军说：“红军优待俘虏。”几十个英勇的红军战士跳入水中，跃到船上。一个个白军双手把枪举在头上，向红军投降。
这次伏击战，共俘虏敌军连长以下官兵150余名，缴获食盐l8万斤，长、短枪150多枝。国民党反的食盐封锁就这样被苏区军民粉碎了。


故事发生在1933年11月中旬。
琅琚乡上苕村有个勤劳俭朴的贫苦农民叫黄保初，一家4口，全靠租种地主的几亩田过活，每年收的谷子除掉交租完粮就所剩无几。所以晚稻收割以后，黄保初都要种上一二亩田的萝卜来补充粮食的不足，萝卜成了他家下半年的主要口粮。为此，在萝卜收获季节，他每天清晨都要到萝卜田里去看看，这样心里才踏实一些。
这天天刚亮，黄保初照例来到萝卜田里，一看，满田的绿叶没有了，昨天还是满田青绿的萝卜，今天怎么不见呢？莫不是自己眼花，没有看清楚。于是，他擦了擦眼睛，仔细察看起来。不好，田里的萝卜的确是不见了。“谁做这样缺德的事，没有萝卜，叫我家下半年怎样过呀！”黄保初急得骂了出来。
突然，地下有什么东西在初升太阳的照射下闪入他的眼睛。黄保初仔细一看，原来是几枚铜板。田里怎么会有铜板呢？他一边想一边四处张望。“哎唷！田里到处都是铜板。”他高兴得叫了起来。原来隔三间四的萝卜坑里放着不同数量的铜板，田里还印满了草鞋印。
带着惊奇和喜悦的黄保初把萝卜坑里的铜板全部收了起来，然后脱下外衣包好。他心里想，除了红军，再没有人会这样做。
黄保初猜想得不错，铜板确是红军留下的。头天一早，红7军团政委肖劲光率领红20师奉命在浒湾八角亭一带建立阵地，阻击国民党第4师政府军增援浒湾。一部分红军深夜赶到离阵地不远的上苕村，宿营在此村附近。此时，红军战士已一天没有吃东西，又饿又渴，只好拔掉黄保初的一亩多田萝卜来充饥。由于深夜找户主不方便，于是就在萝卜坑里放着数量不等的铜板作为报酬。
黄保初拎着外衣包着的远远超过萝卜价值的铜板，感动得热泪盈眶。在回家的路上，他边走边说：“好人！红军真是世上难得的好人！”
此后，红军在萝卜坑里放铜板的故事悄悄地在上苕村群众中传开了 。


那是1932年农历12月初的一天，红军由资溪翻山越岭，来到峡山村。村里的人由于没有见过红军，加上受国民党反动派对红军造谣诬蔑的影响，大家听到来了“兵”都怕，因此，全村群众都躲到山中观望。
第二天，峡山村民彭定句溜回村里打听情况。走到村口，迎面过来一位20来岁，身穿灰色军装，帽子上缀着一个红五星的军人，后来才知道他是江排长，对彭定句非常客气，笑着说：“老表，天气这么冷，到外面去不好受，还是回家吧！红军是工农的子弟，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为穷人谋福利的，我们是一家人。”
彭定句边点头边走，很快就回到座落在村头的家里，只见堂前凳子上齐齐放着4担金灿灿的谷子，其他东西却丝毫未动。彭定句心里想，这红军真的和其他“兵”不同，但是这4担谷子是从哪里来的呢？正当彭定句在那里发愣，感到奇怪时，一个红军战士走了进来，非常热情地对他说：“老表，你回来了就好，现在还有个把月就过年了，你们辛苦一年帮土豪作田，打下的谷子大都进到土豪的仓里了。农民过年如过关。我们替你家从土豪仓里挑回了4担谷。不单你家，你们村的每一家，我们都同样放了谷子。”说完这个红军战士就走了。
彭定句当时感动得说不出话来，心里暖烘烘的，他决定找红军道谢。来到村里，见到红军全都是住在屋檐下、祠堂里，没有拆下老百姓一块门板。他明白了，红军和我们种田人是一家人，确实是为我们穷人谋利益的队伍。于是，彭定句反转身去，一口气跑到山上，把他看到的情况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乡亲们。大家都非常惊奇。30多户群众连夜全部下山回到家里。红军指战员列队欢迎村民回来。从此，红军也就成了峡山村民的亲人。
这是彭定句第一次看见红军，给他留下了永远难忘的印象。

1932年农历十二月上旬的一天，天气很好，但十分寒冷。石门江坊村43岁的黄开元吃完早饭，赶着一伙鸭子到朱家去放。朱家离他家大约有四里路，是个大山脚下的小村，只有八九户人家。当他走到朱家村前祠堂边时，发现祠堂里有几个国民党士兵围座着烤火，几枝枪则架在一起，祠堂门口还拴着一匹枣红马，他们口里咕噜着不知说什么。他知道这些游兵散勇不是好惹的，就赶紧将鸭子赶下田去，自已则躲在村前一颗老樟树后。到了响午，从江坊方向走来两个帽沿特长的人，每人手上端着一支枪。等他们走近时黄开元才看清楚，原来是红军，大概是打扫战场的。于是，他从树后走出来，用手指了指祠堂，告诉两个红军祠堂里有几个国民党士兵在烤火。红军听说后，立即雄赳赳气昂昂地端着枪直向祠堂冲去。一进门，把枪口对着国民党士兵，高声喝道：“你们被包围了！赶快把双手举在头上，红军不杀俘虏！”国民党士兵见是把他们打得大败而逃的红军，一个个举起双手，跪在地上，连声说道：“我们愿投降，愿投降。”此时，只见一个红军大声喊着口令，命令国民党士兵站起来，向后转。另一个红军则飞快上前，缷下敌军枪上的枪栓。然后，八个国民党军士兵每人肩上扛着一支没有枪栓的枪并牵着那匹枣红马，规规矩矩地隨着两个红军战士，沿着崎岖的山路向江坊方向走去。当他们的身影渐渐消失后，还呆呆地望着，口里不断地发出红军真是了不起的啧啧称赞声，内心充满对红军战士的敬意。太阳快西下了，黄开元高高兴兴地赶着鸭儿回家。一路上，鸭儿嘎嘎地叫着，它们似乎和他一样沉浸在喜悦之中。